关于增城“山瑶官”一事，笔者曾两次到增城兰溪乡“山瑶村”（“山瑶”一词系沿用旧称，解放后经国家正式审定为“畲族”。为保持其历史原貌，故按旧称，下同）进行考察，现就笔者所知，略述于下。
　　增城历史上有过“山瑶官”之说并非虚言。从有关地方史志记载来看，大约是距今400余年的事：“明代屡出肆掠，隆庆（1567～1572）间，从化松子寨寇作，峒瑶多从乱，邑人黎邦宁抚平之，当事委授抚瑶官。宁卒，瑶仍梗化，弟梦吉复能驯之，于是奉委世袭……瑶官所辖诸畲：鹦冚、犁木坪、榕树冚、天王冚、通坑、南坑、冈塾、田尾（以上俱在增城）；梅宠、霞水、上坑、西坑、桃花坪、符竹坪、白沙坑、长坑、官山、璋背、鱼梁坑、钟鼓冚、龙潭（以上俱在博罗）；跌狗祭（在龙门）。”①又：“罗浮之瑶，有抚瑶官，黎姓者为之，家增城，片纸传语，冚畲诸瑶无不奉命，亦易治之瑶也……明初设抚瑶土官，则诸瑶盘踞洞中，盖自元时。”②由此可见，出于统治者之需要，增城不但设有“抚瑶官”，而其管辖范围也不只限于增城，而是统管散居在增（城）龙（门）博（罗）三县交界之瑶民，按当时人口约估，散居在罗浮山山脉三县交界之瑶民有千人上下，“山瑶官”的权力可谓不小了。
　　从上引的地方史志看到，增城“抚瑶官”的第一任官员是黎邦宁。然而，黎邦宁是何许人也？他是否少数民族？地方史志未作交代，也未作说明。现据笔者所知，黎邦宁系增城县附城镇夏街村（今荔城镇夏街街道）人，汉族。据该村《黎氏族谱》称：明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邑中设有“抚瑶官”，由黎氏世袭，直至清代末年。凡黎姓抚瑶官十人（九代十任），计有：一任黎邦宁、二任黎梦吉、三任黎振彩、四任黎成壮、五任黎上通、六任黎世多、七任黎观球、八任黎美兴、九任黎伯隆、十任黎容锡。他们全是黎氏家族，属于世袭相传的“抚瑶官”。
　　从地方史志及参照黎氏族谱证实，增城从明代万历年间起确设置有“抚瑶”之“土官”（土官者，系中国历史上元、明、清各王朝在部分少数民族地区，通过当地少数民族首领世袭之官职，即土司也）；其官员均由夏街黎姓代代相传，官廨设在该村中，名曰“抚瑶府祠”（府祠今仍存），并刻制有“增龙博抚瑶府”铜印一枚（该印抗战期间流失，解放后曾称多方寻找均未找回，实在可惜）。
　　增城夏街村黎氏不是少数民族，而黎邦宁等人也绝非“山瑶”首领，缘何能当上“抚瑶官”呢？按县志的说法，是因明代隆庆年间“从化松子寨寇作，峒瑶多从作乱，邑人黎邦宁抚平之，当事委授瑶官”。县志虽未言明黎邦宁怎样“抚平”此次“寇乱”，本文今天暂不对其作定性分析，但此事大抵可信，因《增城县大事记》所述：“隆庆二年（1568）正月十七日从化县山寇抢劫我县城外部分乡村。”此一史事可作旁证。不过，夏街黎氏之所以能世袭“抚瑶官”，除上述外，还有两个社会及历史的因素不容忽视：
　　其一，从黎氏家族在当时增城社会之势力及地位来看。据该村黎氏之族谱称：增城夏衍黎氏，原居江西，后分迁广东东莞县。明洪武十一年（1378），再由黎荣从东莞分迁一支到增城县夏街村定居。夏街村紧靠县城之南门，地处增江河之南畔，土地肥沃，田地平坦，灌溉便利，既得耕作农业之地利，又扼城乡贸易之优势，农业商业发展皆得天独厚，村民生活比较富裕，人口增长快捷。村大人众，向有县城“三大强族”之一的称号（三大强族：城北汤氏、城南黎氏、城中郑氏），故自古就流传有“汤黎郑，打死人不要偿命”之顺口溜，也有“郑家脂粉林家字，红粉娇娥不入黎”的说法。所谓“红粉娇娥不入黎”，也就是说，夏街黎氏男女都是荷锄粗作，劳动于园圃，不讲究搽脂抹粉；且精习武艺，性格粗犷，出入城乡皆戴着宽边竹笠，上书碗口大字“夏街黎氏”。邑人见之无不敬畏其三分。明清之际，增城各地荒年迭至，社会动荡不安。据不完全统计，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至清嘉庆十四年（1809）这400余年间，就爆发了20多次规模较大的“动乱”。明嘉靖三十九年（1560），连通判（官名，分掌粮运及农田水利等事务之府官）之家也遭洗劫。更严重的是，清顺治元年（1644）增城知县林明兴率官兵和乡勇前去“围匪”，反被擒拿。顺治八年（1651），增城“绥福、云母、杨梅……时有土匪抢劫，社会治安极不安定”。可见，增城当时之社会是何等动荡不安。因此，明清两代，统治者一方面以重兵进驻镇压，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夏街村黎氏宗族强势，对少数民族加以“安抚”。
　　其二，当时散居增（城）龙（门）博（罗）三县交界之瑶（畲）民，人少势寡，常受当地大族之欺压。而夏街黎氏虽是人强势众，但与瑶（畲）民交往却友善以待，关系融洽，深得他们的信任。相传有一年，瑶（畲）民聚众到正果圩（靠近畲村的圩镇）趁圩，遭当地作恶分子围困，扬言要杀害他们。夏街村黎氏兄弟得悉，认为这是“欺主行径，凌弱之举”，便立即组织人马赶去解救。作恶分子见状，赶快逃遁。自此，瑶（畲）民与夏街黎氏关系日深，视为兄弟。凡遇有民族纠纷之事，增城当政者则请夏街黎氏出面调停，无不迎刃而解。
　　夏街黎氏与瑶（畲）民长期形成的这种友好关系，虽历时数百年之久，仍一直保持至今。1985年10月12日，夏街村派出村民10多人，携带礼物乘专车去兰溪乡探望瑶（畲）村的父老。1986年1月11日，畲村文化室落成，夏街村又派人送去大彩电表示庆贺。每逢夏街村之村民到畲村，他们都视为贵宾接待，说“夏街村在历史上保护过他们，是他们的恩人”。

　　注释：
　　①［清］王思章修，赖际熙纂：《增城县志》卷一瑶人，宣统三年修，民国十年刻本。
　　②［清］陈琏撰，《浮山志》卷二。
　　③《增城县志大事记》。
　　④《增城修志通讯》，1989（1）。

来源: http://www.gzsdfz.org.cn/ycjg/ycfw/ycfw024.htm

千间耕读夏街村
2005-10-08

    中国历史上无论哪一个朝代，宗族聚居都是农村居民居住形式的一个重要特征。何为宗族？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固说：

    "宗者何也？宗，尊也，为先祖主也：宗，人之所尊也。……古者所以必有宗何也？所以长和睦也。大宗能率小宗，小宗能率群弟，通其有无，所以纪理族人者也。"

    "族者何也？族者凑也，聚也。谓恩爱相依凑，上凑高祖下至玄孙，一家有吉，百家聚之，合而为亲。生相亲爱，死相哀痛，有会聚之道，故谓之族。"

    增城夏街村是开居时间较早、宗族聚居人数较多的一个古村落。先有石氏，大约在南宋时期，已有近千年历史，其后叶氏、王氏，然后是黎氏。黎氏在数百年间成为地方望族，并在村中形成一整套的宗族文化及特殊的管理结构。

    自古以来，地方上有较大威望的宗族群体，在中国金字塔式封建社会底层中一直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并且闪耀着思想和物质之光。但中国的封建社会从未停止过结构性的震荡和整合，因而宗族群体也不断地受到冲击而产生裂变和调整。尤其在宋末，经历了唐宋盛极文明之后，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农业官僚统治阶层逐渐腐败和没落，经受不起北方野蛮部落的强大攻击而土崩瓦解。中原的名门望族迅速失去赖以生存的基础，于是发生了中国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持续数百年）的移民浪潮和族群大迁徙。随着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南移，曾经在中原显赫一时的世家大族纷纷南迁，一部分进入云川，大部分分布在苏、浙、皖、赣、闽、粤、台地区。那时粤地仍是一片被称作野蛮之地，那些名门望族的贵族官僚们只好委屈当上了从前被他们所鄙视的 "南蛮子"。

    但夏街黎氏的祖先并非逃难而来。有史可查的先祖黎鹏，源于江西雩都（即今于都县）的水头里，北宋初官至翰林学士，真宗年间（９９８－１０２２）因谏章事逆旨，被谪至广州任学正。致仕后居于新会。其三子献臣历任梅州刺史，并于北宋元祐二年（１０８７年）升雷州太守；其孙子远，任扬州太守，先居于博罗白沙，远之二子宿迁居于东莞凤凰涌（即今潢涌）。如此看来，夏街黎氏之祖在移民大潮汹涌南下之前很早就来到南粤，且由于历代后人"读而优则仕"，与王朝政治保持紧密关系，故而根扎得深，其枝叶也茂盛。

    明洪武五年（１３７２），东莞凤凰涌年轻的九世祖黎荣考上茂才科举人而被荐任税课大使派驻增城。这个时期，欧洲经历了蒙古铁骑的蹂躏之后，教皇的势力削弱，君主势力从新加固，而生产力也处于复苏阶段。中国的汉人也刚从蒙古族人手中夺回了统治大权，中国大地却仍是哀鸿彻天、饿殍遍野。在这个时候来增城当个税务小官，不用说是份苦差事，黎荣只好一边安抚百姓，一边动员尽力交税。由于处事得体、廉洁奉公，这个税务小官一做就做了十一年。在职期间，黎荣在城南方壶洲畔搭了间茅屋，把家眷安顿下来。此时县城还未筑城墙，方壶洲一带也是一片沼泽烂地，并且荆棘杂树丛生。黎荣带领家人披荆斩棘，填沼辟路，以茂竹为篱，以菊花梅花为墙，广种荔枝、香蕉、乌榄、柑桔。由于树林茂密，小径曲幽难寻，故人迹罕至。黎荣生性淡泊名利，乐于清贫自在的生活，闲暇时分命僮仆撑一叶小舟泛于湖上，穿行于红蓼白 之间，有鱼儿跃出水面，有沙鸟伫立洲头，黎荣独擎一杯白酒自酌，时而遥望远方蕉岭上的云朵，时而凝视近处寺山上的烟雨，时而仰天长歌。后来朋友们知道这个好去处，于是衙门一些大小官员以及骚人墨客们常常在那里相聚，喝酒吟诗，并取其名"新村"。后来黎荣干脆把税课小官辞了，想过一种真正自由自在的生活。可是就在他辞官不久，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当时一位叫苏友兴的贼人聚众劫掠县城四周乡村，县官束手无策，只好请有勇有谋的黎荣临时带领兵丁前往陆村崩沙埔剿匪。由于寡不敌众，黎荣在激战中不幸牺牲，终年四十一岁。黎荣作为一位乡村知识分子，本来厌倦俗世的公务缠绕而渴望过野鹤闲云的生活，但在民众危难当前，一肩挑起了道义，把一腔热血洒在了增江河畔。黎荣这一义举为夏街黎氏的开居拉开了悲壮的序幕，也为夏街后人树立了一面张扬人格力量的旗帜。

    黎荣对开居之地的选择无疑是非常精明和准确的。在这之前，最早在夏街铁溪边居住的先是石氏，石氏后来出了个叫石文光的抗元民族英雄。其后，叶季达于元至正十九年（１３５９）来此开居，叶氏最兴旺时拥有良田３０００多亩。随后王镜湖也于至正２５年迁来。黎荣以此为居之后，三姓和睦共处，情若兄弟。这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北靠商品云集的县城，东靠碧波荡漾的相江，四周是深若丈许的护村濠，濠通相江、铁溪，村边有数十亩池塘，塘中有绿洲；村中有亭台庙宇祠堂，有连片的青砖大屋，一条麻石古街。岁月蹉跎，夏街成了富甲一方的大村。

    然而一个村庄族群的繁衍和壮大并非仅仅在于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更在于其在一段较长的历史阶段中保持较强的政治势力和经济实力。夏街人正是具备了这一重要因素的。

    首先，夏街人保持了勤奋读书的传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古训虽然有点夸张，但你不能不肯定这是一条通往成功的必由之路，尤其在封建科举考试盛行的年代。为了鼓励族中子弟勤奋学习，除了在村中设立学校，还设立了一套奖励机制。所以，数百年来，夏街人读书成功的人特別多，仕宦兴盛，人才辈出。明清考取功名的进士３人，文举人１２人，武举人１人，贡生２２人，秀才１６９人……任官职的：知县２人，县丞２人，府知事１人，国子监学正３人，州同１人，州判１人，巡捡１人……民国期间任县长２人，县参议长２人……从这些数字看来，通过读书这条途径，夏街人与王朝利益趋向保持密切关系，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与时俱进吧。有了这种关系，夏街人在地方政治势力方面便有了持续的渗透力，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掌握了时代的话语权。氏族的财富积累也顺其自然地而有了较快的增长。

    当然，从《黎氏族谱》记载来看，黎氏出来当官的人基本上是廉洁奉公的，如十二世黎皓任阳朔知县三年，离任时身无长物，只带了两瓶猪油回家分给四个儿子。又如王三奇，明万历三十二年中进士后，历任江西建昌府推官（地区级审判官）、阳朔知县，为官清正，刚直不阿，宁愿得罪上级也要维护老百姓利益。有些人读书也并非为了当官的，甚至视官场为畏途，如民国期间的黎翼墀，曾在中山大学任教，并认识鲁迅与许广平，他两次推掉了增城县长的职务。更多的人选择的是清贫淡泊的生活，甚至尽自己的能力为当地的百姓服务。这是因为夏街黎氏子弟从小就接受书本里贯串数千年的"仁义道德"的教育，夏街的名人义士不断涌现，受到邑中百姓的赞誉和拥戴。一个地方族氏的威望便是这样建立起来的。

    其次是夏街人的勤劳和节俭。夏街的族规里有"圣谕"十六条，其中第四条：重农桑以足衣食。第五条：尚节俭以惜财用。纵观夏街数百年来经商发家的并不多，夏街人遵循的是朱文公家训规条：耕读为起家之本。中国农业封建社会由于闭关自守以及战争频繁，商品交换不流畅，生存极不稳定，故对谷物的依赖和以农为本的思想根深蒂固。明中期以来，县城的商业活动已形成规模，县城中，胡、郑、林，何等几大姓基本已停止了农耕活动。惟夏街人仍以耕田为本。所以民国以来县城流行着一首民谣曰："郑家脂粉，林家字，红粉娇娥不入黎"。意即夏街人一年到头在田里劳作风吹日晒，头乌面黑，斯文靓女是不会嫁给夏街男人的。就是在八十年代初，夏街的女人仍穿着蓝色或黑色的对襟衫和阔脚裤，露出黧黑的脸和一双赤脚，再漂亮的女孩子也仅是一朵黑牡丹似的，梳一条长辫，再扎上一根红头绳。相对而言，住在山区的客家人生存环境较差，田瘦房屋简陋，但心理负担也较轻松，劳作之余常吼几句山歌阿哥阿妹调情一下，衣着也较鲜艳和大胆。所谓穷有穷的风流。而夏街人拥有最多最肥沃的土地，结果也成了生命沉重的负累。田多粮多赋税及族偿也重，看看夏街村麻石村道两旁古老青砖大屋夹着的气势宏大雕梁画栋的祠堂和庙宇，那都是一粒粒稻谷拌着农民的心血和汗水砌成的。夏街人收获丰厚，却不见得活得轻松。夏街人就是这样一代接一代把生命消融在这片黑土地上，如一棵树上的叶子和花朵悄然飘落，滋长着这个古村望族的繁衍和壮大。

    封建社会的结束和社会主义的出现，标志着时代话语权的转移以及国家利益的重新分配。夏街的宗族传统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除了经济上还保持贯性的发展优势之外，地方话语权的优势在数十年间已受到明显削弱。而随着作为宗族内核的传统孔孟文化和朱子训家之道的式微，宗族集权与凝聚力也日渐削弱。但是你走进夏街，走近夏街人真正的生活，你仍会感受到宗族传统的浓重的影子。而且，随着商品社会发展，经济与政治权力逐渐趋向均衡和互相制约，因此夏街的外在形象给增城市区市民的感觉仍是举足轻重。今日的夏街如一辆重新装修的古老大车，从上千年时空走过来时，沉重而平稳。

    夏街人做梦也不会想到，他们祖祖辈辈赖以生存的肥沃的土地竟被滔滔而来的商品大潮淹没得无踪无影。昔日的田园阡陌、河涌鱼塘、蕉基荔林变成了水泥街巷、楼房大厦。村民大都住进新楼，分散在城市每个角落，而古屋老巷，则大都租给形形式式的外地谋生者。假如黎氏始祖黎荣泉下有知，不知是悲耶？喜耶？黎荣当初厌倦繁华喧嚣，才开拓了这片栁暗花明、鱼跃莺飞的世外桃源，如今只能在县志古藉中记载的《新村记》里寻找了。但他应该感到欣慰的是，他的后代们再不用一年到头在田里风吹日晒，面朝黑土背朝天了。家家有铺位，月月有租收。空调电话，电视音响，摩托小车，迪士高，卡拉ＯＫ……生活多姿多彩，蓬头垢面的耕田人变成了身光景靓的城市人。

    俱往矣！生命浇灌的沃土，青灯摇曳的功名，尽在岁月烟尘之中。生命何其短暂渺小，而灵魂之光永远闪耀。耕与读，这把名门望族成功的双刃剑，如今耕已不再，而读却永远不可消亡。没有谁不知道夏街人脚下的沃土如何滋长出今日的财富，鲜为人知的是夏街人拥有另一份更珍贵的精神瑰宝。在历史长河的某一段，在增城这一片天空之上，夏街一代接一代的文人学者、仁人志士，如星辰般闪烁过耀眼的光芒。除了留下来的高洁的道德风范，以及无数如珠似玉的文章诗篇，你走在夏街的麻石道上，从那些古屋祠堂上仍可看見先贤们思想燃烧过的痕迹。正因如此，夏街村委编印了这本书，将夏街的发展历史碎片作收集整理，拭去时光的尘埃，让这份先贤遗留的瑰宝重新焕发光彩，同时告诉后人，在创造丰富物质文明的今天，不可忘却继承和发扬祖国优秀的文化传统，以及先贤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和高贵的道德品质。

来源:http://www.zcic.gd.cn/zxzx/rdzt/gclz/gcl/t20051008_6660.htm